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195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对关押的1109名（关押期间死亡47名，实际处理1062名）日本战争罪犯展开侦查处理工作。1956年5月至8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日本战犯作出了起诉决定实盘配资开户，对1017名日本战犯作出了免予起诉决定。
暗红色灯光下，相纸在显影液中缓缓浮现出日军的暴行，这是电影《南京照相馆》中令人窒息的一幕，真实还原了南京大屠杀中平民如何冒死保存罪证的故事。
现实里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团队正是凭借这些用生命换来、艰难保存的证据，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较量。
回顾近80年前的这段历史，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今年84岁的向隆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父亲的同事、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先生，曾将东京审判形容为一场‘殊死之战’。父亲也曾说过他们检察官团队‘昕夕从公，未敢懈怠’。这些参与东京审判的前辈，家国情怀是融在血液里的。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他们在东京竭尽全力，不负使命。”
1946年5月3日，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同盟国共同参与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东京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唯一一场甲级战犯审判，不仅承担着惩处战争元凶的任务，还须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定性。中国代表团规模最小——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仅17人，与苏联代表团70多人、美国代表团百余人以及130人的日美辩护律师团相比，力量对比悬殊。
“东京审判实行首席—陪席检察官制度，美国检察官季南任首席，向哲濬作为中国陪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讯问证人。”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向记者介绍。
向哲濬1892年生于湖南，早年留学美国，1925年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河北大学以及北京法政大学。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向哲濬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不久即受命组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任中国检察官。
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有人主张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算起。
向哲濬主张将罪行的起始时间追溯至1928年。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十五国共同签署的《非战公约》作为重要法理依据，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另一项难题是确定甲级战犯名单。1946年2月7日，向哲濬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向哲濬还成功争取到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控诉由中国检察官负责，理由是二人“在中国犯罪最多”。
“中国在14年抗战期间，受害最深，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前后严令销毁证据，中国老百姓也缺少保留证据的条件和意识，加之时间匆促，寻找和举证非常艰难。”向隆万告诉记者，“父亲通过国内各部门及驻外使领馆的调查协助，以及到日本档案馆和战时媒体中寻找蛛丝马迹，最终搜集到大量证据，使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难逃法网。”
在赵玉蕙看来，与其他团队相比，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向哲濬电报里说的“事繁人少”。庭审大量案件涉及中国，而在战火初平的中国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书面证据存在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开庭前和开庭初期是检察官团队工作最为吃重的时候，但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两人。向哲濬不得不于1946年回国招兵买马，随着高文彬、刘子健等人的加入，情况有所好转。1947年，倪征燠等检察顾问四人组也加入，在被告人个人辩护的反诘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证据方面，南京大屠杀是整个国际检察局都十分重视的重大战争暴行。1946年3月，向哲濬与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等人（首席检察官季南随后也来华访问）在中国各地走访，寻得大量人证（国际安全区委员马吉、幸存者尚德义等）。他们中有些亲自到庭作证，有些写下宣誓口供书，为把南京大屠杀案办成“铁案”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高文彬在国际检察局档案室找到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新闻报道，将其发回国内，成为国民政府南京审判针对谷寿夫的重要证据。
中国检察官团队找到了大量人证、物证提交法庭。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和许传鲁；目击者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斯蒂、传教士史密斯、英国人罗伦斯、牧师约翰·梅奇等人提供的证词。特别是还找到一封法西斯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真实描述了日军侵占南京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来自日本盟国德国的材料更具说服力。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日本战犯作无罪辩护，声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
向哲濬当即举证反驳：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他用冷静而铿锵有力的口气反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曾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却被中国检察官在3天时间里诘问近500次，其颠倒是非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
审判中，中国检察官团队成功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最引人注目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最初非常恐惧，害怕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对他耐心说服，首席检察官季南也亲自出面，溥仪最终同意出庭作证。
从1946年8月16日至27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作证，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在东京引起了轰动。他激动地控诉板垣征四郎如何威胁他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如何毒死其妻子谭玉玲。
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检察官团队派出11名证人，其中有8名专程从中国到东京出庭。除了4名受害者代表外，还有4名目击者，其中3人是美国籍，他们列举了大量自身亲历的日军暴行。
从庭审记录统计，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上发言。其中，向哲濬有20次讲话，倪征燠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中国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律师唇枪舌剑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拼刺刀。”向隆万进一步解释说，比如1947年10月6日，法庭审理板垣征四郎的罪行，父亲和倪征燠、桂裕面对6名被告人律师辩论一整天，双方发言共245次，以铁的事实打垮了对方的嚣张气焰！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东京审判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难历程，终于把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元凶送上历史的绞刑柱，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向隆万掷地有声，“东京审判证据经严格筛选，辩论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铁案如山，翻案，是妄想！”
在赵玉蕙看来，东京审判的历史贡献，一是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奠定战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础，二是建立了亚太二战历史认知框架。其法治遗产仍对当今国际秩序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国际检察局留下丰富史料，随着研究深入，东京审判检察官的工作将进一步为世人所知。
“东京审判专业性强、涉及面广，需以研究为基础，鼓励社会各方共同传播。这批老一辈法学家胸怀正义、学贯中西，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作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值得年轻一代继承与发扬。”向隆万说。
就像《南京照相馆》英文名“Dead to Rights”（铁证如山）的寓意那样，中国检察官团队在东京审判中的奋斗，让历史真相永远镌刻在人类记忆的长卷中。
（检察日报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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